■二十多年来中国书店的概况和近几年的概况

     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，中国基本没有民营书店，全是新华书店。到80年代开始有一些小的零售店。90年代初一些文化人下海开书店，其中个别人是因为89年的一些事找不到工作没有单位收留，也进入到这样一个行当里面来，一些进入出版环节的人也有个别是这些原因。当时主要都是一些无业游民来做这样的事情，注册个体户可以养活自己。接下来一些大学老师出来开书店，例如风入松书店。可以说90年代是民营独立书店最辉煌的时候。
      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，互联网兴起，开始尝试在网上卖书。当时广东的大洋网上书卖8折，是为了争市场。我们从出版商进货一般都是7折到7.5折，原价卖。后来当当开始切入。到2006到2007年，给出的折扣对实体书店冲击非常厉害。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，整体上看图书业是朝阳产业，没有想到在互联网的冲击下，实体书店纷纷倒闭，到2008年后更是水深火热。21世纪前10年书店从一个高峰跌入低谷，非常惨烈。例如北京的光合作用书店，有很好的理念和想法，做得也不错，说倒就倒了，当然也有墙倒众人推的原因，出版社去抢它的货。有人说就是银行被挤兑，也会倒闭的，何况是小小的书店。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咱们这里依法行事的程度。同一时期台湾的金石堂书店也一度陷入困境，但是台湾的发行协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出面与出版社沟通，要求出版社不要断金石堂的货，给书店喘息机会，结果让书店慢慢做好调整，缓了过来。如果光合作用有这样的机会，可能不会垮。但光合作用垮掉也有先兆，它的发展太快，很快在上海杭州开店，一个地方一两家小店，规模不大，管理成本高，总部又在北京，再加上大环境又不好，这样做就太冒险了。
      后来就是出现了各种呼吁，我在业内也呼吁政策的调整，尤其是税收政策。书店实在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，商业模式不一样，利润不高，多多少少和公共事业有密切关联，是图书馆的一种补充。但是那时社会很浮躁，没有人重视这个事。那时中关村图书大厦和附近新开业的第三极打折扣战，第三极做开业促销全场8折，中关村就全场7.5折，两边的人甚至大打出手，业内都觉得疯了。我当时专门从广州到北京会同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的同仁开会，并找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领导，希望他们重视，要尽快促进相关法律法规出台，不能这么打折。但是当时领导的话让我至今难以忘记：“按照市场经济来做，按照市场规则来做，就可以了”，领导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。我当时一度是悲愤的，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，市场经济也是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下进行的。吴敬琏有一本书叫《呼唤法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》，“吴市场”实际上一直呼吁的也是法治的市场经济，也就是说市场是要有规矩的，而我们现在是没有规矩的，想打几折就打几折，这是不对的。对于消费者，当然书越便宜越好，但是对产业来讲是巨大的伤害，尤其在中国这样欠缺法规的环境里。你们没有觉得现在书的定价变高了吗？因为要低折扣，所以把定价定高，消费者买了打折的书之后，其实花的钱并没有减少，还是那么多钱，但是对产业伤害很大。所以本世纪头十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定价制销售，不要轻易打折，或者在一定时间之后才可以有节制的打折，这是为了维护产业正常健康发展。
      世界上图书销售行业有两派，定价制销售和非定价制销售，非定价制销售就是可以打折。定价制销售的国家有德国、日本、法国、西班牙、韩国、墨西哥等等。在德国，新书出版18个月内不得打折，日本是12个月，法国曾经有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网上书店被告上法庭，因为诉讼方认为客户需要为这种便利付费。德国的书商学校培养出了德国80%的书店员工，但是书商学校的老师去书店也不能享受折扣，日本亚马逊的折扣和实体书店是一样的，所以销量并没有疯涨。
      另外一派以英美为主，可以打折，包括台湾地区。这些地方虽然是自由市场经济，但是他们有底线，新书上架会有打折但不会无限期无节制地打折。台湾新书上架往往会7.5折促销，但是旧书9折。这里第一为了生存，第二是因为都是自己的生意不会乱打折扣。中国大陆目前没有民营的出版社，总共有600来家真正的有书号的出版社。台湾注册的出版社有5000多家，真正活跃的大概有500家。大陆出版社都是国家的。大家要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采用“码洋”这个词，打折卖出去却还按定价算业绩，这是非常诡异的。当当一开始做电子书时定价为纸质书的30%，当当和出版社之间是有分成的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的，但是，当当用图书做促销，甚至低到1元一本，出版社和作者分不到钱，所以出版社激烈反对。而美国亚马逊电子书一直是纸质书的7折，这个大家就认为是合理的，能够维持生态的平衡。世界范围内实体书店都会被网络书店分走一部分市场，而我们反对的只是没有规矩的打折。（下一页）